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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聊斋志异》简谈清代同性恋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提到：“杂说娈童之风始于黄帝。”[1]中国古代亦有三风十衍之说，三风之一乱风即“比娈童”由此可见。
同性恋在我国由来已久。
且同性恋，并不是男性的专利。
在汉代野史中即有废后陈阿娇贬居与宫中女官共寝同食状若夫妻的记载古人称这种行为为“磨镜”。
“男风”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内成为新潮甚至风雅的代名词。
及至雍正时期，爱新觉罗.胤禛上台，运用政治手段强化封建礼教。
颁布了第一部禁止同性恋的法案。
同性恋从个人的自主选择行为，变成了法律所限制禁止的。
而后西方思想传入我国。
但“同性恋”一词已成为大部分人避忌的存在。
而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虽于雍正之后，但社会环境尚未如后世一般，在政治及思想上对同性恋进行严厉的压迫。
因此，《聊斋志异》中包含同性恋也就不足为奇了。
《聊斋志异》中描写同性恋最著名的短篇，私以为应属《黄九郎》。
蒲松龄在这篇寥寥数千字的短文中讲述了何姓书生与狐妖黄九郎的爱情故事。
众所周知，蒲松龄本身尚儒。
性观念讲究男女交融，阴阳调和，以生育为大。
在作品中也会有意无意地掺杂着对“同性恋”这一种于生殖来说无效行为的反对。
他曾于《黄九郎》文末判曰：“男女居室，为夫妇之大伦;燥湿互通，乃阴阳之正窍。
迎风待月，尚有荡检之讥;断袖分桃，难免掩鼻之丑。”[2]那么《黄九郎》一文中九郎为何生另觅佳人的情节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时候我们回顾一下何生初见黄九郎时的情景，何生对黄九郎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年可十五六，丰采过于姝丽”。
注意，作者在这里用了“姝丽”一词。
据《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所载：“后长七尺二寸，姿颜姝丽，绝异於众。”[3]可见，“姝丽”一词大多指代女性。
再观聊斋乃至清代时有关男风关作品，大多数亦将好男风的其中一方作为类似女性的形象来描写。
在清代同性恋小说《品花宝鉴》甚至提出了男子双方其中一人必须守贞的观点。
除了当时对男人“面若好女”的审美需求之外，弱者的一方长期担当着类似女性的角色未尝没有轻视的成分在其中。
且自古对男同较为宽容，但那也必须是在完成传宗接代，这一任务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
例如明代的“契兄弟”，男子之间可以明媒正娶，但并不妨碍双方各自娶妻生子。
这一种关系是以女性权利的丧失为代价才得以成立的。
而《男妾》、《男生子》中男男结合则更像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强者对弱者的压迫。
这两个故事中的下位者和弱者实际上亦充当着女性的角色。
记得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人物一旦从作者笔下建立就不受作者控制。
有了自己的灵魂。
《黄九郎》一文中的人物亦如是。
诚然，作者对同性恋的态度决的这个故事的大致走向，但角色被塑造出来之后却不受作者的主观意识控制。
《黄九郎》及《封三娘》虽然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人物本身却让读者感受到另一种爱情之美。
《封三娘》的故事现如今仍有争论。
有人认为封三娘对范十一娘是叫深厚的姐妹情谊，也有人认为《封三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同”的故事。
然而暂且不论封三娘对范十一娘的感情如何。
范十一娘末尾一句：“我乃狐也。
缘瞻丽容，忽生爱慕，如茧自缠，遂有今日。
”足以看出范十一娘对封三娘是有爱的。
那么为什么她还要安排封三娘嫁给孟生呢?我们可以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男性之间的爱情尚且被人非议，而在女性仅仅相当于男性的附庸品的情况下，两个女性想要在一起更是不容于整个社会。
为了封三娘能于这个社会立足，范十一娘必须、也只能够让她嫁给孟生或者其他合适的男人。
封三娘对范十一娘的感情又如何呢?个人更倾向于她对范十一娘也是抱有爱情的。
这份爱，甚至超出了她对丈夫孟生的爱。
文中，她自水月寺互赠信物后，因迟迟不见范十一娘乃至失望病倒。
范十一娘因兄长的轻薄而离去时，她伏床悲惋，如失伉俪。
就算是后来为嫁孟生而死，给人的感觉也更像是对“忠贞”的贯彻而绝非情爱。
事实上，在为孟生自杀之前封三娘也仅远远见过孟生一面，谈不上了解，更何谈爱情。
而文章后半部分封三娘暗中安排范十一娘与丈夫云雨，不争不妒。
与其说是迫于丈夫的权威、严守三从四德。
不如说是想通过范十一娘给孟生做妾来达到二人在一起的目的。
在古代，涉及女同的作品多有这样一个情节：二女互相爱慕。
最后通过共侍一夫来达到永久在一起的目的。
这背后潜藏着的是对女性的歧视，及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
希望人们在面对同性恋群体时亦能持着包容的态度。
参考文献：
[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
[2]蒲松龄.聊斋志异.
[3]范晔.后汉书.
二
董永传说探微
董永遇仙传说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颗珍珠。
它所宣扬的孝道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
遇仙故事更是在市井中流传千古。
2006年董永传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关于董永传说的研究很多，本文就目前学术界关于董永传说的一些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
一、董永传说最早的可信文献
1.刘向《孝子传》或《孝子图》
《孝子传》或《孝子图》据传是西汉刘向所作。
原书已佚，目前可以看到资料的均是后人转引或者编佚而成的。
五代句道兴《搜神记》和宋李昉《太平御览》转引董永传说，均称来自刘向的《孝子传》或《孝子图》。
但是，《孝子图》和《孝子传》文字出入很大，《孝子图》中写“其父亡殁，无物葬送，遂从主人家典田，贷钱十万文。”;
《孝子传》中没有典田这一说，且贷钱一万。
数目差别较大，如果是一人所作，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孝子传》中还出现“前汉”这样明显的不符合作者身份的字眼，由此推断《孝子图》或《孝子传》是后人托名刘向来写的。
另外，有些学者提到《孝子图》中董永是典田葬父，既然可以典田，为何还要卖身葬父?应该是贫无立锥之地，才卖身葬父的。
关于典田葬父这一点，我认为，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大背景下，或许是田地较少，典田的钱数不足以葬父，卖身葬父也不足为奇。
总而言之，《孝子图》和《孝子传》不能算作最早的可信的董永传说的文献资料。
2.曹植《灵芝篇》
三国时期曹植《陈思王集》卷二“乐府”《鼙舞歌》中第二首《灵芝篇》中记载的董永传说，是现存最早记载董永传说的可靠的文学资料。
很多学者都同意这一观点。
诗中关于董永传说的记载只有八句，但是却把董永靠借贷和为人佣作供养父亲，父亲过世后，债主逼门，董永无法还贷。
孝心感动上天，上天派织女下凡织布替他还债的故事交代得很清楚。
原文如下：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
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
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
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3.汉武梁祠壁画
董永传说最早的可信的文献应该是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壁画。
画像中有董永的父亲坐在鹿车(独轮小车)上，一只手拿鸠杖，另一只手指向前方，旁边有“永父”二字;再往左，是董永，董永身旁地上有一个竹筒，董永手拿竹筒的盖子，回望父亲，听从父亲的教诲。
在董永的图画旁边刻有“董永，千乘人也”字样。
鹿车右后有一树，树右后有一个小孩在爬树。
董永的左上方有一只大象在田地里耕耘，右上方是凌空飞舞的织女。
二、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的演变
对董永传说记载最详细的早期文献是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在《搜神记》中写到：“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父随。
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
……”把董永卖身葬父和织女助织两件事交代得非常清楚。
同时兼具武梁祠中“鹿车载父”和《灵芝篇》中“织女助织”两个情节。
《搜神记》中的董永传说已经具备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样较为成熟的故事结构。
文末，织女“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点出故事悲剧性的结局。
从魏晋到唐朝几百年间，董永传说一直在发展，但是相关的可信文献却几乎为零。
唐代以后，董永传说明显分为雅俗两个传播方向。
雅的方面，文人依据实录的原则对董永传说进行转录，没有什么新意。
俗的方面，董永传说吸收了唐代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促使董永传说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代表作品是敦煌石室出土的《董永董仲变文》。
敦煌变文出自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藏从六朝到北宋初年的经书，共计三万余卷，是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发现的。
《董永变文》是其中一卷。
原卷被英国人斯坦因1907年劫往伦敦。
《董永董仲变文》共134句，七言韵文，一韵到底，有讲有唱。
变文仍然是以董永卖身葬父为主线，把织女路遇董永结为夫妻，织女助织，夫妻离别进行刻画渲染，情节曲折动人，吸引听众的注意，同时，新增董永和织女的孩子董仲寻母的情节，将孝子故事演变成了孝道和夫妻母子离别并行的故事。
但是，变文中缺失织女送子一段。
到了宋代，《董永董仲变文》发展成话本《董永遇仙传》。
在这里，董永由北方的农民化身为南方的知识分子，并新增许多人物，比如，董永卖身之家是一个傅姓人家，家中有个女儿叫傅赛金……大槐树首次在董永传说中出现，变文中缺失的送子情节，在话本中出现，同时寻母一节更加曲折神秘。
同时在“遇仙——送子”情节之间，新增了董永“得官”和“另娶”的情节。
整个故事情节更加丰满。
自此，董永传说的结构基本固定。
从宋元话本到明清戏曲，董永传说的故事结构，没有大的改变，只是一些情节上的丰富和发展。
建国之后，现代黄梅戏《天仙配》是对董永传说的又一有力改编，《天仙配》中删去了董仲寻母的情节。
把织女下凡的原因由原先的“孝感动天”改变为织女厌倦天上生活，思慕人间生活，爱上董永。
同时，加重了关于夫妻生活情节生活的描写，重点突出人性，突出人物对自己命运的反抗。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