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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诉状格式与范文【1】
上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如果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写明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地址和邮政编码等，如果是行政机关作为被上诉人的，则应写明行政机关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
被上诉人：（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如果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写明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联系地址和邮政编码等，如果是行政机关提起上诉，则应写明行政机关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
（如果一审原告、被告都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则都列为上诉人）
上诉人因一案（写明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书所列的案由），不服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者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写明要求上诉审法院解决的事由，如撤销原判;重新判决等）
上诉理由：
（写明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不正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此致
人民法院
附：本上诉状副本份
上诉人：（签字或者盖章）
年月日
政上诉状范文【2】
上诉人王淑娟，女，汉族，1979年3月25日出生，农民，住辽宁省东港市长山镇柳条边村八组13，电话：13718326348。
被上诉人东港市公安局，住所地辽宁省东港市东港南路145号，法定代表人张振喜，任该局局长。
上诉人对辽宁省东港市人民法院（下称一审法院）于20xx年6月12日作出的（20xx）东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下称一审判决）不服，现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
2、撤销东港市公安局对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其文号为东公决字[20xx]第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行政处罚决定）。
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处罚上诉人的职权依据，但一审法院却纵容其滥用自己职权。
涉案行为发生地是北京市，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条、《公安机x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必须查清楚为什么由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涉案行为管辖“更为适宜的”，否则被上诉人便没有管辖职权。
再者，北京市公安局既没有立案，也没有根据《公安机x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0条的规定移送管辖，所以本案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移送，所以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处罚职权。
二、一审判决在第10页最后一段认定上诉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事实是错误的，所依据的证据显然是不足的。
一审法院认为，“2xx3年12月27日以来，原告王淑娟多次采取身穿状衣的非正当方式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门前递交申诉材料，其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事实”，上诉人认为：1、一审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无权干涉他人穿衣服这样的私人问题。
上诉人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穿衣服这个问题上有自主决定权。
2、上诉人之所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称广电总局）门前“身穿状衣”，是因为受到该国家机关的冷漠对待——人民公仆竟然拒绝接待衣食父母。
上诉人身穿状衣的目的有二：一是坚持递交材料主张自身合法权利，一是批评国家机关玩忽职守的不良作风。
既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主观故意，也没有相关的事实。
3、马路不是公共场所。
广电总局的门前是马路。
马路的基本功能是交通，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公众从事某种社会生活的场所，比如车站、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等。
所以，马路上的交通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
比如在马路是可以随便吸烟，而商场内却禁止吸烟，原因就是需要保护的秩序不同。
4、即便上诉人“身穿状衣”或有不妥，也并不意味着达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中“情节较重”的法定要件。
一审法院应该查明广电总局的门前在上诉人“身穿状衣”之前是什么情形，之后是什么情形？否则就不应该认定上诉人的行为是“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
三、一审法院不该丧失中立立场，主动为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寻找法律依据。
实际上，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
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的处罚依据写的很清楚，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二项。
如前所述，广电总局门前是马路，马路上需要保护的是交通秩序，其受保护的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第四项。
令人气愤的是，一审法院竟然罔顾自己居中裁判的.立场，主动为被上诉人寻找法律依据。
详见一审判决第10页尾部，这样写道：“被告依据……并结合公安部发布的公通字[2xx3]25号《关于公安机x处置信访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的相关文件内容，对原告作出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并不违法”。
实际上，被上诉人在处罚过程中、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均没有提及这个公通字[2xx3]25号文，上诉人也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文，那么一审法院怎么会知道被上诉人当初“并结合”了这个公通字[2xx3]25号文？难道他们参与对上诉人的处罚程序？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已经扮演了被上诉人娘舅的角色，毫无司法的伦理底限的为被上诉人的错误处罚背书了。
实际上，这个公通字[2xx3]25号文并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处罚的依据。
从法律效力等级来看，它属于公安部规章，不可能超越上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从内容来看，它只是一个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并没有创设性的规定。
即便是该文提到了“穿着状衣”、“非法聚集”等字眼（详见该文第四条2、3部分），也不可能成为被上诉人的救命稻草，因为该文自始至终没有将国家机关的门前归类为公共场所。
请二审法院明察。
四、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如此泛滥，上诉人不再逐一列举，仅列简表如下，处罚程序违法一目了然。
五、一审判决采信被上诉人4、5号证据的理由，已经错误到荒诞不经的程度。
详见一审判决第9页最后一段，原文是“虽原告（即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杜大力、许炜作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工作人员，又是原告递交申诉材料经过的知情人，且原告也无证据证明二人作伪证，故予以采信”。
上述分析存在的问题有：1、被上诉人自称该案件是北京公安移送管辖的，根据《公安机x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50条的规定，北京公安应当将有关材料和物品一并移交，所以被上诉人应当向一审法庭提交原件，但却仅提供了复印件;2、这两份复印件名为询问笔录，实为证人证言，那么在没有核对原件、没有经过北京公安加盖印章确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凭什么认可了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3、在无法确定这两份证人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如何得知杜大力、许炜是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的？是如何知道此二人是上诉人递交材料的知情人的？4、再者，广电总局的工作人员都是伟光正吗？他们说的话就不需要审核了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句糊弄人的口号吗？5、在被上诉人并未尽到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竟然以上诉人未提交反证说理，真是岂有此理？！
如此看来，一审判决的裁判者虽然身穿法官袍、端坐审判席，貌似胸怀善良、公正之心，实则早已抛却法律明文规定、罔顾基本常识、做着献媚权贵的勾当、充当欺压良善的打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是典型的枉法裁判，请你院依法纠正;同时，你院应将一审判决涉嫌枉法裁判罪的犯罪事实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致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王xx
20xx年6月24日